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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6章 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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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长!冈娜夹墙里还搜出份日记,日记里夹着张旧报纸。”

梅颖走过来,“报纸下这页日记有几行字。”

索南达杰关闭军用电脑,接过上尉递来的日记本和发霉报纸。

日记本写到,“采访半年,我终于查出慈禧下葬那天,清东陵周围五处村落突然都被神秘人物投了毒,本来想遥望慈禧下葬的村民们只好到外村找水喝。”

“投毒!?”梅颖和索南达杰对望一眼。

日记最后写了个疑问句,“那么慈禧下葬那天,清东陵到底突发了什么诡异之事?假设神秘人物是官府所为,为什么不派清兵直接驱散想遥观的村民,而采用投毒方式呢?光绪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索南达杰喃喃道:“光绪皇帝的死因......清东陵投毒.......”

梅颖秀眉微蹙,“当年清末西方权威医生鉴定,大清光绪皇帝是由于感染了种致命的呼吸道传染病而死,并非后人所分析的砒霜中毒。”

“梅颖。那些所谓专家说的砒霜中毒,那不过是欺骗中国普通老百姓,怎么能骗过你这生化战硕士的法眼。”索南达杰翻看起报纸来。

那份虫蛀的报纸下方被冈娜画了一个大圆圈,两个小圆圈。

大圆圈里的文字内容,为一位外国公使口述的《我曾亲身参加了慈禧的葬礼》

两个小圆圈里,一个是在陪葬纸人后围观的道士,一个是送殡的年青喇嘛。

道士索南达杰不认识,但这年青喇嘛却让他大吸了口气,“多拉神山的格桑活佛?”

“这位百岁高龄的格桑活佛,怎么会出现在当年慈禧送殡的喇嘛群中?

他们仔细阅读起这张报纸。

......

几个月来,报纸上尽是有关慈禧太后葬礼的报道。在直隶总督端方的命令下,从紫禁城到清东陵平整道路的巨大工程早就已经开始,给太后送葬的队伍在这条道路上要走整整五天。

报纸上刊登着有关她生平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有人断言,这位长期统治中国亿万人民的太后曾经是一位来自广州的奴婢。而知识渊博的前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却指出,所有这些故事全是瞎编的。这位已故的太后是惠征的女儿,因此出身高贵。1853年,她被咸丰皇帝选做懿妃。他的皇后并没有为他生子,而懿妃则为他生下了一根独苗,即后来的同治皇帝。正因为她是皇太子的生母,所以深得皇帝的宠幸。当她的侄儿光绪继同治成为皇帝时,慈禧垂帘听政,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女皇。在她的统治下,大清帝国终于走到了尽头。

她死于一个现代科学文明已经光临中国的年代,但她死后葬礼上所演出的却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礼仪。

早在8月份,就已经烧过大量用纸糊的冥财。这些东西都代表了她所心爱的财物,做工精巧逼真,惟妙惟肖。它们包括钟表、梳妆台、烟杆,以及一大群纸糊的假人,后者将在冥间伺候慈禧太后。

还有成队的纸糊士兵。他们是在举行真正葬礼的两天前在故宫午门外被烧掉的。他们都是在慈禧的葬礼前就先到冥府去打前站。由于中国人都相信,我们在世间所看到的一切都反映了一种肉眼看不到的现实;因此他们除了提供大家都能看得见的葬礼之外,还要提供一个看不见的葬礼。

然而,就像报上一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假如孔子和孟子在冥河的那边看到这些穿现代欧洲军装的士兵们,他们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当他们看到,作为随葬品被烧掉的并非祖宗传下来的中式轿子,而是一辆优雅的欧式布鲁厄姆车,即一种驭者坐在车厢外的四轮马车,还有两匹身材高大,有灰色花斑的欧洲马,轮胎和欧式油灯时,又将会是多么的惊愕?

在过去的年月里,北京曾经上演过一出悲剧,其真正的戏剧性意义恐怕要等几十年以后才能为人们所知晓。一位非常敏感和富有艺术家气质的年轻皇帝觉得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便试图将中国突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他却缺乏圆通的手腕,况且在他身旁还有他的姑母,咸丰皇帝的遗孀。这位女人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一个激情和暴政的艺术家,身居亿万人民之上,尽情享受了她自己的生活。在皇帝的身边还有康有为等一群革命梦想家和知识分子的精英;而太后身边则聚集了一帮保守、集权和泥古不化的官员。他们的脑袋里只有几千年前的陈腐思想。

1908年11月,年轻的皇帝和他的姑母同时去世。她不容许他活得比自己还长,绝不能让他分享到实现改变中国这一梦想的喜悦。当年岁的负担将她这位旧世界的艺术家和与皇帝争夺最高权力的女人送进坟墓时,年轻的皇帝也突然死亡,而时间恰恰就是在他的梦想似乎终于就要实现的时候。神秘的恐惧笼罩了他的死亡。

11月9日那天,我亲眼看到了盖着金黄色柩布的太后灵柩被缓慢而庄严地抬过了北京灰色的土丘,那里面躺着慈禧太后的尸体——这最令人恐惧和最受人崇拜的女人,上世纪最伟大的女皇,一位尝遍了生活和权力之酸甜苦辣的女性。当她藏匿在灵柩中从我身旁经过时,我尊敬地脱帽致敬,向这个敢于按自己的意愿生活的高雅艺术家鞠躬敬礼。

在这个阴霾的冬日凌晨六点,天上刮着刺骨的寒风,我身裹裘皮大衣,坐在一辆旧黄包车里,穿过空旷的街道,向东直门赶去。在东直门外的一个小土丘上,外务部官员们专门为各国公使馆所介绍的在京外国人搭建了一个带顶棚的看台。

在东直门内附近,还有一个单独的亭子,这是为各国外交官、尊贵的商业权贵,以及报界记者们所搭建的。我本来可以作为阿姆斯特丹《电讯报》记者在那儿申请到一个位置,但我知道在这东直门内大街上是看不到普通老百姓的。城里所有的交通都已中断,在送葬行列要经过的地方,所有的门窗都得关闭,而大街两旁的所有岔道都要用蓝布遮挡起来。普通老百姓是绝不允许以围观的方式来亵渎这个神圣的送葬仪式的。

但要在城外把老百姓全都赶走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北京到清东陵有75英里的路程,而且那天凌晨,北京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源源不断地涌出了东直门。我觉得在东直门外观看送葬的行列将会更有趣和更有代表性,尽管这样做的话,我就会看不到走在送葬行列中的在京外国人代表,也看不到摄政王,因为他们到了东直门附近的那个亭子那儿,就不会再往前走了。

在举行葬礼的好几个月之前,去清东陵的道路就已经被修缮,清东陵内安葬着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和同治等大清皇帝。西太后的陵墓没有建在埋葬光绪皇帝的清西陵,此事绝非偶然。在修路过程中动用了蒸汽压路机,亲王和高官们还巡视了道路的情况。人们尽了一切努力来为已故的慈禧太后准备这条道路,以便使金色华盖下的金黄色灵柩能够庄严地顺利经过这条道路。

从我所住的使馆区乘坐黄包车到东直门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在前半个小时内,我沿着哈达门大街飞奔疾驶,因为街上几乎看不到人。但是在东直门右边的一条小街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人群。整条大街上都站满了武警和步兵,模仿日本的中国新军看上去精神饱满,做事有条不紊。马车、骡车、骑者和黄包车正从西面和北面源源不断地赶来。

在东直门附近,我遇上了极度拥挤的人群,要是在欧洲的话,我会对此感到害怕,但此时我却是泰然处之,因为这是在中国。置身于苦力、车夫和骑者的叫喊声,以及马嘶驴鸣之中,我静坐在黄包车里,安详地抽着一支雪茄烟,知道暴力绝不会发生。一会儿,我的脖子边出现了一个马头,一会儿又差点拥抱一头温顺的小驴子,就这样一步步捱过了东直门的门楼,来到四方形的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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