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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两个班主任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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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了,独独的一座塔,若在塔前无论远近敲击两块石头会发出“咯哇咯哇”的声音,和池塘里雨前青蛙叫声一样。彼时我没有这样的知识——这塔是我国四大回音建筑之一,它就在我们小学对门,不到一百米。我常和小伙伴一道来这里玩,敲石头,捉迷藏。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叫牛转娣,这个名字很好理解,是她的父母希望她有个弟弟的意思罢。她个头不高,比我们平常人的脸红一些,很精神,只是放了足,显得脚还是小一点,走路略有点拧着脚的样子,第一堂课她一上台,一手执教鞭,一手掠一把乌鸦一样黑的秀发,脸通红,眼中闪着光,要多精神有多精神,对我们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上第一课:开学了!”
“开学了!”那时语文课叫《国语》。第一课就这么三个字。
“我们上学”——第二课。
“学校里有老师同学。”
“学校里有教室、桌椅和黑板。”
……第三课。第四课。
那是一段终生难忘的学校生涯,除了因为我的顽劣、旷课、逃学、偶尔挨母亲的揍,几乎没有什么痛苦。牛老师似乎挺喜欢我,因为我虽然调皮,但我活泼、天真,老师和同学没有嫌憎我的。
但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父亲调到了洛阳,母亲还留在陕县,他们似乎商量过,谁有空谁带我。这么着,在陕县、洛阳之间来回流动上学,频繁转学。这当然只能算客观上的原因,我确实是一个不能静下心,动脑子踏实研究数理化的孩子,对外语单词更是深恶痛绝,不屈不挠地坚决抵触——明知它有用,至少是敲门砖,就是死不背诵。
像织布机上的纺锤,我在洛阳之间穿梭了四五次。母亲调到了洛阳,她在郊区公安分局当副局长,我又跟定了她。四年级之后又有了一段稳定,我在洛阳西南隅小学上学,徐思义是我的班主任老师。
他是个男的,从外形到内质和牛老师全然不同。徐老师清癯,个子高,肤色极为白皙,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讲语文,课本本身似乎讲的不多,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莫里哀,讲历史、讲故事。他年纪比牛老师要大许多——我现在猜想,牛老师可能是个初级师范学生,徐老师学历高,可能是个大学生。
洛阳是个大城,西南隅小学是个老校,分着两个大院落。四年级以下一个院。五六年级的院子就大一些。设着各种锻炼身体的体育器械:格子爬、单双杠、秋千、跳远、跳高、沙坑……有一种游戏器械叫“巨人步”——四个带腿套的绳子总攒在矗在中央的杆顶,四个学生各套左腿,反时针方向旋转跳动,一步可以跳跃七八尺。我自小有晕车症,这玩意儿一会儿就叫人头晕恶心玩不得。想想不能闲着,我便站在旁边帮同学起步,接扶头晕下来的同学。徐老师不知怎么瞧见了,在班里大事表彰:“同学们,我们每天讲共产主义精神。什么叫共产主义精神?凌解放这样,自己放弃娱乐,专门帮助别的同学,这就叫共产主义精神。”
但他不久便被打成了右派。我们那时当然不能明了这是一种多么惨苦的事。反而觉得好玩:老师也会犯错?也会像违反课堂纪律的坏学生那样,也会站在讲台上受羞辱,低下头,由着大人小孩——不,任何人的唾骂和质问?我平时多爱他啊,可是,我太不懂事了,随同学们一道起哄。到他的宿舍里起哄。随便翻他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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