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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雍正的《大义觉迷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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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更遑论《清稗类钞》《野史大观》之类的书了。就我的浅薄阅历看来,一个人若是心无骨鲠之话,行无可议之为,学无欲表之见,思无绕床悲怀,吃饱了撑得发昏,突然从生计百忙之中抽空儿写书,那他肯定有病更别说他是日理万机的皇帝,何况他是政务忙得七荤八素的雍正!为了这书张扬周知,他下旨——
……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他说的也真恳切,要读者“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求一个“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这里头的无奈、愤懑、期盼、渴望,书中在在处处俯拾皆是。
外国我不敢说,综观中国从秦始皇起至辛亥革命,还没有见过如此一部自我辩谤书。我看这部书透露出雍正一朝及雍正皇帝本人生平政治活动的信息量,大大超过了所有有关资料的总和。然而,我不是从历史学家的眼光和角度去审量、考证它的。我找的是文学角度的故事和我对雍正的感觉。说实在话,我对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态度是怀着有保留的敬意的。更不能苟同这样一个“公式”:
——封建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必定青面獠牙,或两面三刀满口柴胡;
——雍正不可能以真诚示天下,一定假话连篇。
他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解释里,确实玩弄了一些花哨言辞。比如太阿交替之际,呼吸性命之间,他对父亲康熙,对阋墙兄弟的处事原则、亲情交往,都“光明正大”得叫人瞠目,活像孔子的头号弟子颜渊那般毫无瑕疵。康熙逝世后传位诏命、授受交接的事情,和其他资料的记载有“对不上卯”的情节。对清室“得统之正”的表述,分明在强词夺理,起初我读它时觉得新奇,再阅就疑窦丛生:你真个那么好?别人就那么差劲?继而再思,又复叹息,雍正只能说是个实干家,太老实了。
假使这书有另一个写法:雍正以治世之尊,选几名硕儒重臣来一番君臣晤对,话题绝不涉及宫闱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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